伟大转折是怎样发生的——重回遵义会议现场

84年前，黔北重镇遵义，中国共产党人作出一次历史性抉择，中国革命实现从“谷底”步步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

红军长征出发85周年之际，记者再走长征路来到遵义会议会址，重温来时路，寻找继续前进的不竭动力。

游客在遵义会议会址参观（7月4日无人机拍摄）。新华社记者 陶亮 摄

信仰融入大地

遵义市子尹路的贵州旧军阀柏辉章公馆，2层的青瓦小楼高墙壁立、朱门厚重。1935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召开了“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的遵义会议。

记者挤过熙熙攘攘的参观者，踩着木楼梯来到二楼东头的一个房间。地面铺着红木地板，天花板上吊着一盏煤油灯，中间放着一张长方形的桌子，藤条木椅围成一圈。

这是遵义会议会议室（7月4日摄）。新华社记者 陶亮 摄

讲解员介绍，这里就是当时的会议室。她熟练地念出了20位参会人的姓名。

柏辉章公馆在当时遵义城内无人不晓，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确认这栋楼和这间会议室还颇费了些周折。遵义会议纪念馆副馆长张小灵说，会议召开极为保密，遵义本地没有知情人，当地曾将红军当年召开群众代表大会的天主教堂误认为是遵义会议会址。

遵义会议会址一隅（7月4日摄）。新华社记者 陶亮 摄

确认会议的房间更是一波三折。1935年红军离开遵义后，柏辉章家族的一名亲戚较早进入公馆。他记得：“在厢房楼上一间屋内，桌凳摆设的情形有开过会的模样，墙壁上还有一张大胡子外国人的像。”

几经查证，遵义会议会址和会议室最终确认。墙上的那张大胡子外国人像，就是马克思的画像。

现在已无从查知，这张马克思画像从哪里由何人带来。也许，它来自红军出征的江西，经历了第五次反“围剿”、湘江战役、黎平会议，突破乌江天险，来到遵义城，贴在了会场里。

风雨坎坷，九死一生，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始终在中国共产党人心中坚如磐石。

游客在遵义会议会址参观（2018年10月16日摄）。新华社记者 陶亮 摄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天气一定很冷，因为会议桌下放着一个火盆。屋外天寒地冻，屋内热火朝天。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的《红军长征史》记载：“会议一共开了三天，气氛紧张激烈，发言的声音很高，每天总是开到半夜才休会。”

痛定思痛，中国共产党在自我革命中走向成熟。

会议作出了“选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等重要决定，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高度评价遵义会议，称之为“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在这以后，中国革命开始摆脱不真正了解中国情况的共产国际的干预和束缚，展示出无穷的生命力。”张小灵说。

“如果继续照搬教条主义、照套本本，是什么结果？会前的湘江之战和会后的四渡赤水就是最好的对照。”遵义会议纪念馆原副馆长、党史专家费侃如说，从那时起，我们党便深刻认识到，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游客在遵义会议会址参观（7月4日摄）。新华社记者 陶亮 摄